杨国强｜隔雾看花：近代中国人对代议准则的困而后知
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级研讨院杨国强教授新著《两端不到岸：二十世纪初年我国的社会、政治和文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3年；日子·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3年），将清季民初这一以“变法”为要害词的过渡年代，置于“近代我国的前史变迁之中而通观前后”，详尽复原了由科举停置、变法立宪、革新共和与新文明运动串起的“一变再变”、“以变应变”以及其间的种种情不自禁和匆促惶遽。
2023年6月1日，复旦大学前史学系史学论坛邀请到杨国强教授作题为《隔雾看花：近代我国人对代议准则的困而后知》的讲座。本次讲座由复旦大学前史学系章清教授掌管。复旦大学前史学系戴海斌教授、张仲民教授、孙青副教授、周健副教授、章可副教授、曹南屏副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前史研讨所沈洁研讨员等数十位师生参加讲座。本文系讲演收拾稿，末附部分问答的扼要记载。
杨国强《两端不到岸：二十世纪初年我国的社会、政治和文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3年；日子·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
导言
章清教授（复旦大学前史学系）：
近代史研讨或许与其他断代史研讨存在一些差异：若是开掘一批未被使用过的档案文献，并加以使用完结研讨，如同并没有那么困难。当然，这个说法并无降低史料之意。但咱们有必要处理的问题是：怎么读懂史料，从字面解读深层的意义，然后研讨近代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工作与人物，而不单是从字面上引用史料。在这一方面，杨国强教师的研讨给咱们做了演示。今日的讲座聚集于代议准则这一重要问题。接下来有请杨教师为咱们教学：《隔雾看花：近代我国人对代议准则的困而后知》。
主讲
杨国强教授（华东师范大学）
谢谢章清教师的表彰。今日我共享的主题是近代我国人知道与实践代议准则的进程。
十九世纪中叶以降，中西之间的往来与交冲是由战争初步，并由战争交织。故尔后几十年中，我国人对互易商货、布道以及西人带来的许多事物表明排拒。而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步十年，一代代我国人对西方代议准则的向慕与推重，言之津津，聚成一个令人注意图现象。今日就这一论题，我准备了三个问题，想和咱们共享。
讲座现场
一、晚清七十年之间我国人对代议准则的耐久远望和心向慕之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1911年的革新推翻了帝制，随后是新造的共和为我国移来了彼邦的代议准则与代议政治，期间历时七十年。
置身于中西交冲的前史进程之中，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我国人就初步了对代议政治的调查和认知：1843年魏源著《海国图志》、1846年梁廷枏著《海国四说》、1848年徐继畬著《瀛寰志略》。这些初步“开眼看国际”的书都是凭借地理学常识向我国人介绍西方常识。而这些作品也都提到了西方代议准则，称之为“巴厘满”。如魏源记“英吉利国”（即英国）的政事，“国中有大事，王及官民俱至巴厘满衙门，公议乃行。大事则三年始一会议，设有用兵和战之事，虽国王裁夺，亦必由巴厘满议允。国王行事有失，将承行之人交巴厘满议罚。”（魏源《海国图志》）他在一个由夷夏分中西的年代里，以越出夷夏之界的情绪纪实地叙说了一种不同于我国的政治准则，而且称之为“公议”，又明白地表达了对其意中的推许和欣赏。稍后，同样在用心远看海国的梁廷枏与徐继畬先后著《合省国说》、《兰仑偶说》与《瀛寰志略》，于“英吉利国”的“巴厘满”、“米利坚合众国”的“议事阁”等物事有了更详备的记叙。而其间为人注视并简单引出心头回响的，多半也俱在“视听自民”（梁廷枏《海国四说》）和“聚众公议”（徐继畬《瀛寰志略》）一面。
魏源著《海国图志》
更有代表性的是七十年代的刘锡鸿。刘锡鸿在后来的前史叙说中被称为“保守派”，出使英国时与郭嵩焘之间敌对甚深。刘锡鸿从前引“夷狄之道未可施诸我国”为古今之理论说时务，但又情不自禁地为彼邦的议会政治所招引，而于其所作的《英轺私记》一书中言之津津，“凡开礼堂，官绅士庶各出所见，以议时政。盖合众论以择其长，斯美无不备；顺众志以行其令，斯力无不殚也。”作为一个以儒学为归依的士大夫，他未必现已简单地承受了“夷狄之道”；但在其意中，西人的“议院”明显是一种可以与我国人的道理相对应的东西，而且是一种可以比较、可以判别和可以接近的东西。
欧西的议会政治产生于欧西的前史进程之中，因而自有其构成于欧西前史的因果、规律和学理：上与下、贵族与国王、社会与政府之间争斗，在此进程中代议政治产生与开展，其要义为将政府的权力限定在必定的规模内。可是从魏源、梁廷枏、徐继畬到刘锡鸿，其一同注目于议会政治，并用我国文明中的“视听自民”、“上下同心”与“无隔膜之情”来诠释。我国人用这种选定的视界来看欧西的“巴厘满”，此视界背面的注重和关心出自我国社会本身的问题。
明清之交，顾炎武以为郡县准则在一千八百多年的演化后，明代我国的吏治已是管官的官多，而管民的官少，在此“积尊累重”之下，便是底层社会与朝廷之间的层层隔绝。迨清承明制，既是别开一代，又承接了明代的这种积弊。随后二百年间，由现实而催生考虑，这种积弊便常常进入对时务的谈论中，成为一代代人都要面临的问题。
道光初年贺长龄辑成《皇朝经世文编》，在“吏政”一目下录入两百余篇条陈当世利病的文字，其间居于重心的论说，便是上下的否隔和官民之间的否隔。官与民“上下之情隔膜不通”，而致“奸宄所以易生而民之多辟”。全国的不和平以儒学的道理来相度都是大病。故二百多年之间，从顾炎武的《郡县论》到冯桂芬的《复乡职议》，都反照了一代代士人生当“方今郡县之弊已极”中（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而以一腔经世济时之志谋想“真能亲民，真能治民，巨细相维，远近相连”的愿想（冯桂芬《校邠庐敌对》）。
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
中西之间可以比较是由于其背面有夏商周三代留下的抱负政治。尔后数十年里，沿此一路延伸一路诠释，又更有“西人之上下议院，即《洪范》谋及卿士庶民，《王制》爵人刑人与众议之，《孟子》‘国人皆曰贤’”一类比附而贯穿的言之凿凿。（庄建平编《近代史材料文库》）从欧西议会准则的原本面目比较，我国人的比附和比较，都是不能存其本象的。可是正是凭借于这种比附与比较，以及背面的关心和注重，君权社会中的士大夫可以了无妨碍地走近民权政治中的代议准则，他们留下的文字便成为近代我国人知道代议准则的初步。
关于我国人而言，“巴厘满”的招引力自始即在民本一面。但甲午正午战争以割地赔款为结局而留下的创巨痛深，使得在其间的我国人举目东望之际，又会在欧西的议会政治之外，看到日本学欧西而自造的议会准则。随后是以刚刚曩昔的那场战争为照射，来省视这种欧西与东邻共有的议会准则，由此又衍生出另一种理路：尽管这些论说依然以上下同心为议会政治之大用，但其着眼处已不在立足于苍生的民本，而在立足于国家的图强了。由此，“东西各国”的立宪政治和议会政治，便成了“安得不弱”的我国不得不变法的理由、动力和范式。
以欧西议会政治的由来和归旨为其原本面目，则我国人的这种“人君与千百万之国民，合为一体，国安得不强”的理路，实践上依然是在对议会政治作臆解和别解。但甲午中日战争留下的剧烈震动一经推演，便会十分简单地转化为说服力，使这种理路能家喻户晓。同魏源那代人比较，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他们立足于国家，立足于富足。由此观之，近代我国的民主、民权、民治，是由富足呼唤而来。就议会政治本乎民权至上而言，这些以国家为至上的道理应该都在正解之外而别成一路，但在那个时分的我国，大都人最简单一致和最可以承受的，却正是这种以国家为至上的议会政治。所以，这一套道理既因甲午战争的冲击而起于庙堂之外，十年之后又借日俄战争重为演绎，并气势恢张地灌入了庙堂之内，使得君权也不能不跟着走。1906年清廷下诏准备仿行立宪，这今后设宪政编查馆，当地设谘议局、北京设资政院，当地改官制，加之前一年停科举、兴书院，整个我国初步大变。问题在于，其时我国人并未实在知晓立宪准则的原意，但现已匆促初步准备仿行立宪。关于社会而言，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搅动。因而准备立宪依欧西的“上下同心”而料想我国的“朝野同心”和“官民交勉”，实践上变成“朝野交震”与“官民抵触”。
从朝廷一面来看，出自庙堂的谈论多半乐意取法中心集权的日本，其料想的要端之一，是借立宪改造兵制。“咸同军兴”时，由团练蜕生的勇营在敉平和平天国的进程中替代了绿营，使得本属朝廷悉数的提谐和指挥戎行的权力移到了疆吏手中，就清代的祖宗家法而言，这是一种从“内重外轻”变为“外重内轻”的倒置。故此刻朝廷期望借宪法的新道理已有五十年积久的老问题，从督抚手里“收此统帅之大权”，以重建朝廷和当地的“内重外轻”。这一道理虽因准备立宪而构成言之侃侃的论说，却在此前建立的练兵处更早得到运用。迨准备立宪而改官制，练兵处变为陆军部而替代旧日的兵部，尔后由陆军部派生的军谘处（府）后发先至，这一进程中一直以中心集权为主旨一以贯之，着力于撕破五十年间疆吏统辖和操控戎行的状况。
从当地一面而观，是绅士集体在这个进程中的兴起。由于明代绅权扩张，导致清初着力按捺绅权，遂使尔后近二百年间的绅衿大体上皆能以安分为本分。但19世纪50年代初步的内战连续十余年之久，当地官困于筹饷募兵，不得不引绅士相助，扶起绅权。由此一变，所以尔后五十余年里当地士绅越来越主动地进入赈济、河工、团练、助饷、民教抵触、设厂开矿、保护利权与开新保守之争等当地和国家业务中，并因之而获得了一种不断蔓延的绅权，构成了一个不断堆集生机的绅界。在这个进程中，绅权常因当地利益而与代表国家权力的当地官抵触，跟着绅权的不断蔓延，抵触日趋加重。
清末新政为营建富足而准备立宪，各省建立谘议局，官绅联络又为之一变。朝廷所期望的谘议局之用在于供给言辞。可是绅权在五十余年的堆集与扩张后，沿“各属合格绅民公举贤达”的朝旨而聚合于谘议局，使得原本分处“各属”的在籍绅士在观念上由个别连成了集体，并使得每个省都有了自己合法的绅界首领，两者都会促进绅士依省份为界域的自相认同和以省会为中心的共趋归拢。当地知道由自觉转化为自发，便成了一种分省而立的当地主义。由于这种当地主义，被朝廷一厢情愿当成“当地自治与中心集权之纽带”的谘议局，实践上自始即立于“中心集权”的敌对面。朝廷准备立宪，以中心集权为原意，而绅界经由谘议局而楔入准备立宪，则以当地主义为本位。虽双面都在规划立宪，但构成了当地主义与中心集权的直面相对与两端之间节节扩展的裂罅。
时逢朝野各倡立宪又互争立宪之日，各省之间虽因不同的当地利益而相互界分厘然，而且愈加固化。但针对“中心集权”，分省的绅权相互交流交汇，构成资政院与谘议局之间的纵向照应和谘议局之间的横向照应。
1910年10月3日资政院榜首次举办开院礼
清末准备立宪虽以“救亡”为全国际一致，但一旦准备立宪行之于我国，则国会犹不行见，而其赋性中的权力消长和权力重组，已牵引这个进程的重心由“救亡”移动到内政中的权力改变，并在未入宪政轨迹前，使得准备立宪无从协力，而简单地变成了朝野之间各行其是地相互争斗。如胡思敬对宣统初年朝局的论说：
其时亲贵尽出专政，收蓄猖獗少年，造谋惹事，表里声息大通。所以洵贝勒总持水兵，兼办陵工，与毓朗合为一党。涛贝勒统军谘府，侵夺陆军部权，收用良弼等为一党。肃亲王好接收串连报馆，据民政部，领全国警政为一党。溥伦为宣宗长孙，同治初本有青宫之望，阴结议员为一党。隆裕以母后之尊，宠任宦官张德为一党。泽公于隆裕为姻亲，又从前出洋，握财务全权，创设监理财务官盐务处为一党。监国福晋雅有才干，颇通贿赂，联络母族为一党。（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辑）
这种“亲贵尽出专政”的局势打破了清代二百六十年里的祖宗家法。一方面，权力聚于亲贵，是在权力消长和权力重组中完成的，以准备立宪为名字又完成于准备立宪的进程中；另一方面，权力的消长和重组之所以集聚于亲贵，是由于当日的庙堂已没有了政治中心和政治重心：辛丑年李鸿章死，次年刘坤一死，相隔六年光绪帝与西太后连续逝世，尔后一年张之洞死。这些人从19世纪一路走来，在四十余年身当重寄，成为我国政治重心地点。因而，他们在八年内次序在世，消失于我国政治之中，留下的便是一种没有重心的巨大真空。若加上其间因奉旨开缺回籍而消失的袁世凯，则这种忽然呈现的政治真空会变得更大。在他们之后，继起主国政的载沣虽贵为监国摄政王，而其性情愚昧脆弱。时当全国滔滔之日，他并不具有调度准备立宪的满足心力和臂力。身处政治真空中，近在咫尺的亲贵各自手臂远伸，在权力的消长和重组里各成一局。清末的亲贵专政所表达的并不是君权的强壮，而是君权的虚弱和破碎。终究使得诏书中“用符立宪政体”的职责内阁异化为实践上的“皇族内阁”，与之相对应的，便是全国的遍及绝望和遍及共愤。
在朝廷之外并和朝廷构成比照的，是同在准备立宪进程中的当地集体的众众而谋与众众而啸，其用心用力尤在呼唤国会，由此促进了光宣之交的三次“谒阙上书”的国会示威运动，对自上而下的准备立宪带来自下而上的冲击和余波不停的震动。这个进程发端于东南而集结了十六个省的谘议局，又以其九个月之间前后相接的迭连示威为感化，延展而及“各省政团商会”和“国外侨胞商会”，并得到正为亲贵集权所扼苦的多省疆吏的照应，终究演化为朝野之间的坚持和敌对，随之而来的是我国人对国会的认知愈加深化。
“谒阙上书”虽以国会示威为标题，但关于深化其间的人物来说，这个标题一初步其实并不明晰。此前一年，郑孝胥、张謇、汤寿潜曾联名电请朝廷“决开国会，以二年为限”，但其陈说中则只需志愿而全无理路。他们并不知道在我国开国会的“适当之方法”，但他们又都是其时先倡国会示威的人。因而，国会示威运动仓促而起，其气势和内涵曾不相对称。
但由此构成的合群一致和四面照应，则将国会推到了全国际注意图高处，以此与朝廷相争。为向全国人阐明应当速开国会和有必要速开的理由，原本没有明晰理路的国会示威运动因而有了明晰的理路。彼时身在日本的梁启超对此言说最多，总括他所宣布的言辞，要害有三：其一，他将政府视作一种恶；其二，国会的内涵、转义、特点正是在对这种恶的按捺和规束中产生和构成的；其三，比较于准备立宪前后的朝野谈论，这种用政府的恶来反衬国会的善，以国会监管政府为当然，将“议院最重要之职务在于代表民意、监督政府”作为我国立宪政治的应有之义。这些论说更接近于西方代议准则的原本意义。
为了敌对朝廷，国会被抬到了登峰造极的位置。以此初步，“国会示威同志会”作《意见书》陈说主旨，其言辞已不再讲“朝野同心”与“官民交勉”，重在陈说国会之代表民意和政府的赋性“专横”，与两者之间的不能不相抗衡。在19世纪中叶以来我国人知道代议准则的绵长进程里，这是一种明显的和根赋性的改变，并一路远播，广罩于清末我国的言辞界。因而，当滦州叛乱后，朝廷慌乱公布《宪法十九条》，其我国家政治的重心已在一夜之间全归于国会。严复曾十分置疑“宪法十九项条款”，在他看来“底子不是宪法，不过将独裁政权从皇帝转移到未来的国会或现在的议会。这种事决不会耐久、安定，因而不是前进的。”（《严复集补编》）严复实践上是不信赖那个时分引西学以大伸国会的一套道理在当日我国的实践可行，然后不信赖这套道理可以实在造就宪政。尽管严复比其时大都我国人更懂西学，但此刻却置身事外，成了不合潮流的少量。今后来的前史比照，严复自有一种先期预见。
清末最终几年里产出的这种以国会为主体的抱负和悬想、学理和演绎、崇奉和期望之间的交织，既是匆迫构成的，又在言辞中拢聚和固化，为没有完成的我国宪政构成了理路和定势。因而，当清代的君权崩塌后，这种构成于清代的理路和定势便留给了后来的时局和世运，成了民初我国营建宪政的路向和范式。
《宣统帝退位诏书》
二、代议政治在民初我国由仓猝而起到穷途末路
1911年辛亥革新迸发，次年1月中华民国在南京建立，孙中山就任暂时大总统，三个月之后，民国政府迁往北京，孙中山“辞政”，举袁世凯自代。武昌起义以革新的方法推翻帝制，此现实虽使得革新一派在南京政府中居于主导位置，但手握北洋军权又得西方各国支撑的袁世凯，实为其时我国最大的政治军事强者，“实力莫之与敌”。孙中山的“辞政”便是在这种比较下完成的。从革新一派的态度看，袁世凯由清末最终一个总理大臣回身而来，其实力实践是在君主制下构成的。以民国为本位，袁世凯归于异己。
1911年革新军在坐落武昌阅马场的湖北军政府门前的合影
袁世凯发誓就任大总统
由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拟定的《暂时政府安排纲要》决议，将“操控全国”之权归于总统。关于内阁制，彼时任总统的孙中山曾明言：
内阁制乃平常不使首脑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担任，断非此十分年代所宜。吾人不能关于仅有信赖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余亦不愿循诸人之意见，自居于崇高赘疣，以误革新之大计。（《胡汉民自述（1879-1936）》）
当总统由孙中山变为袁世凯后，“信赖推举之人”变成了深被置疑防范之人。不过，孙中山让渡的仅是总统之权，不包含议会之权。所以与“辞政”一同，南京暂时参议院拟定了《中华民国暂时约法》，用来束缚继任的袁世凯。此间相隔不过三月，总统制已然变成了内阁制。
在《暂时约法》为我国人铸造的政治结构里，约法能约束行政、司法两个机关，但不能约束立法机关，国会由此成为约法之外的存在。对此，陈恭禄称之为“参议院跃为太上政府”（陈恭禄《我国近代史》下），李剑农称之为“拘于一时环境”而成其“对人立法”（李剑农《最近三十年我国政治史》）。相较而言，其时梁启超的了解更为深入，言称“此制本万国所无。有之，则晚清之十九条宪法信条始”（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4册）。他正确提醒了《暂时约法》的源头，并后知后觉地表达了与严复附近的观点。不过，“十九信条”是在三次国会示威运动催生扩张国会权力的言辞影响下构成的，而梁启超作为其时为国会作言辞宣扬的首要人物，实践比“十九信条”的奉献更大。
《中华民国暂时约法》
清末最终十年里，革新一派更信赖武力，既敌对准备立宪，也敌对国会示威，所以他们很少在立宪的道理下功夫。但在后来的前史中，造化随时局而走，最早为我国造宪政之人，实践上是前十年对宪政毫无研讨之人。由此，晚清留下的许多道理就成为他们十分简单承受的常识来历。从这一层面看，清末的言辞鼓荡实践在民国初年完成。在其时的革新一派中，宋教仁是公认的最有宪政知道和宪政抱负的人，但章士钊晚年回想，民国初年从英国留学归来，到北京访问宋教仁（由于他们都是湖南人，很早便相识），宋教仁捧出一叠简报，都是章氏五年内宣布在京、沪报纸以政党、内阁、国会、政体、国体为标题的文章。（《章士钊全集》第8卷）以报章做论说，其深度和学理都是有限的，此现实正阐明宋教仁的西学常识并不具足。后来章太炎描绘宋教仁的宪政常识，“当革新未成时，群目宋教仁为将来之政治家，然宋氏仅知日本之政治，处处以日本之政为准，如内阁副署指令，两院决可否，矜为奇特。不知此二准则，我国已行于唐、宋。”（章炳麟著、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这也阐明晰宋教仁对国情的不具足。西法一面的不具足，简单构成的是我国人择取外国的成例时没有定见，不能一以贯之；国情一面的不具足，简单构成我国人在移节西方时没有来源，不能自立主体。作为那时革新一派最富宪政抱负之人，这两种不具足都是深入约束和敌对，而宋教仁所具有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又阐明民国初年的宪政正是从这种约束和敌对初步的。
由于这种敌对和约束，在立法进程中，他们一方面是在为我国立底子大法，另一方面，他们以袁世凯为对手、异己，自处于国民政治的一方，把北京政府作为首要抵挡的目标。作为立法者，他们需求法的崇高性和至上性；一同他们也自傲可以为我国造出法的崇高性和至上性。如梁启超所说，“其时明争暗斗以争辩于一条一句一字之间，以为将来悉数政象，皆为此戋戋数十条之所分配”。（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4册）后来李剑农也说，“其时的参议员”都以为“只需黑字写在白纸上，通过议会大都通过的法令，便是崇高，可以打压悉数恶魔；便如铁笼，可以防困悉数猛兽。”（李剑农《最近三十年我国政治史》）不过，章士钊晚年回想中，以为宋教仁其实是被剪贴的报纸所误而死，正是阐明宋教仁太信赖法的崇高性了，但法实践没有那么崇高。作为政治斗争的一方，他们手中的立法权又被引来抵挡北京政府。亲历这段前史的张国淦后来总括说：“其实孙为总统，操控权非属孙不行，故用总统制。袁为总统，群思抑袁，故改用内阁制。因人立法，无可讳言。”（庄建平主编《近代史材料文库》）若以他们正在营建法的崇高性为比照，这种法随人走的随意操弄，明显正是作为重器的立法权对法的崇高性的摧折。所以民国初年的立法，实践是不信赖法的崇高性的人在为我国制作一种崇高性，由此产生的约法带来的是震动和危机。
时人感触最深的是什么呢？清帝退位、南北一致，南边省份底子都在民党的掌握中，李烈钧为赣督、柏文蔚为皖督、胡汉民为粤督、谭延闿为湘督、胡景伊为川督，而湖北黎元洪、江苏程德全、浙江朱瑞、福建孙道仁，虽不是民党，但和民党联络很好。袁世凯就任暂时大总统后，看似高掌远跖，实践对南边诸省常怀戒心。其时举行国会，议员半属民党，依仗着南边都督实力，频向袁世凯离间，是“群思抑袁”的成果，这今后国会的离间，则是约法赋予的权力，以立法权约束行政权。此刻袁世凯不再是个人，而是代表北京政府，由此引发的敌对和敌对触动五湖四海。
这儿可以从两个方面而观。一方面，袁世凯在这种按捺下过得很颠仆，是强者居于弱势。袁后来倾吐了许多苦恼，说这个东西禁绝，那个东西也禁绝。虽是一面之词，但后来被证明大部分为现实。一个更为详细的比方是，刘成禺回想同张一麐的对话，以其时的周边人和傍观者为态度，写照了那段前史里，《暂时约法》之于袁世凯有如符咒敕令的情状：
项城民元事事依照约法，君尚记暂时参议院各部总长三次全案不能通过之事乎？一日君与张伯烈、时功玖谒项城，项城召予同席，共议处理之策。项城曰：约法将政府捆死，如第四次整体不通过，我只需对全国公民辞大总统职。君与时、张谓项城曰：大总统当细看约法，自有方法。项城乃取约法自始至终朗读一遍，曰无方法，无方法。君与时、张曰，请大总统再研讨，项城乃召法令参谋施愚、李景和列席商约法中提阁员一条，皆曰无方法。君与时、张谓约法所附但书，无不得怎么之条，即可收支处理。今有内阁总理赵秉钧在，各部总长或派人署理，或次长护理，并不违反约法。项城曰：善，约法中尚如此之奇妙乎。乃大宴君等于闺阁，予以陪宴。此刻项城尚在约法中讨日子，无违反民国意。（刘成禺、张伯驹《洪宪纪事诗三种》）
这个故事阐明，袁世凯的总统身份依约法而产生，并因约法而合法，所以袁世凯不能不自守于约法之内。而悬为文字的约法，实践是通过国会议员的解说，这一进程往往会把国会议员的毅力强加给约法。
另一方面，袁世凯居总统之位，他的行为牵引着政局。因而，国会按捺袁世凯，时常会带来政治动乱。民国政府北迁今后，先由唐绍仪组阁，后由陆征祥组阁。国会以票决否定内阁组成为方法，以显现自己在立宪政治中的存在。由此构成的我国社会在一段时刻里实践上没有政府，如此的国家危机慑动人心，使从前久在我国人抱负政治之中的国会一时光华全失，成了立宪政治中最早被“集矢”而攻的目标。
其时黎元洪以革新功臣兼民国副总统身份通电全国，称“六部改组，竟成空想，谁为厉阶？遂使莽莽神州陷于无政府位置。国之不存，党于何丽？筹思及此，五内如焚。推厥原愆，皆因误解共和，漫无定义，宪章不振，次序纷如，内讧不已，外患斯乘，不有法令，何能齐国”，然后说道，“既以大势上戴一人以为主权之代表者，则于此等遗大投艰之时，当然予以极大之信赖，决不妥一方面以民国南北一致榜首次之巨人，而戴之为代表；一面又相疑以独裁之魔王、拿破仑之苗裔，而仇人防之”，最终又说，“惟有诉请各都督共扶纲维，以救危局。自兹以往，大总统掌管于上，各都督保持于下，并请参议院诸君速为附和”。（杜春和等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黎元洪作为武昌起义的代表人物，其说在其时引起了很大的风云。
但国会居于政府之上的政治结构不变，争辩便常有，风云便常起，国会由此成为全国人痛骂的目标，七十年中所期望国会俨然已变了样。此外，一种说法归结于，其时的政党（民党）坏，所以国会坏，国会坏所以政府坏。《暂时约法》以国会操控袁世凯为初心，以袁世凯为首的政府反而得到了更多的怜惜与信赖，这是一种前史的戏弄。不过，怜惜袁世凯并不等于喜爱袁世凯。章太炎说，“夫国人之所以推项城者，岂以为空前绝后之英乎？亦曰国家多难，强敌乘之，非一时之雄骏，弗能安耳。”后来又说过，“俄、日洽谈已急，项城在或可保长城以内，易以孙、黄，则黄河以北皆失矣。”（章炳麟著、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章太炎并不喜爱袁世凯，但又以为处外患四围的困难时世之中，我国需求一个可以提调国务的强有力者。又有梁启超说的，“我国今日固俨然共和矣，民权之论洋洋盈耳”，是以今日理应“稍畸重国权主义，以济民权主义之穷”。（上海经世文社辑《民国经世文编》）
就实践政治而言，南北议和之后，袁世凯既被举为共和我国的国家首脑，那他的一身已关乎我国的一致与割裂、国权与民权、中心与当地、有序与无序。由此构成的是民党在共和之内，袁世凯也在共和之内。因而当革新一方以袁世凯作为仇人时，那些痛骂国会的言辞，反而证明晰在世人心目中，身为总统的袁世凯代表了国家、国权、中心、一致和次序。在这种深度敌对中，民党与袁世凯的敌对实践可以自成一种主张，自有一种态度，但其时大都人将其归于：以当地敌对中心、以割裂敌对一致、以无序敌对次序。民初我国苦于浊世，世人莫不巴望和平，这种用政见造震动的事明显不会为人脍炙人口，由此自以为代表民意的国会实践与民意之间构成了深深的隔膜。
尽管其时民党与袁世凯同在共和政局之中，而民党以袁世凯为对手，二者之间的敌对无从消解。章士钊后来追述清末民初的人事和政事，其间一节说南北议和之后，张继对孙中山、黄兴说，“倘吾以北人而膺参议院议长之职，世凯以便于引诱，或许喜与吾接。即否则，议长入府计事，无见拒理，吾不难手揕其胸，为吾党了此残贼，然后四督举兵，全国指挥可定。”（章士钊著，章含之、白吉庵主编《章士钊全集》第8卷）后来张继真的做了众议院议长，袁世凯漠然视之，底子不把他当回事。这段话的可靠性在于章士钊跟张继、黄兴都很熟，由此阐明晰民党与袁世凯之间敌对不行谐和。
1913年宋教仁被刺杀案与政府善后大告贷成为议会争辩的焦点，民党与袁世凯的抵触也随之到达极点。从三月间民党一派称，“吾党健儿为驱除共和魔慝，保证民国出路，计当发挥吾党固有之侠烈精力，出最终之手腕，鞭巨石以入海，遏长江使断流”（朱宗震、杨光芒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新》），到七月间“东南公民无可奈何以武力济法令之穷”的宁赣战争横绝而起（孙中山著、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前史研讨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3卷），后又在十分短的时刻内被北京的春风一触即溃。政争和宪政共生于民初我国，可是最终宪政容不下政争，所以从前为我国创建宪政治的民党，沿积久之势而走到了立宪政治之外。
后来张謇描绘这段前史，以为袁世凯之所今后来得人支撑，其实是由于宋案和善后大告贷以来，民党四处挑动。（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第1卷）二次革新失利后，袁世凯以公民团的名义围住国会，强制推举，成为中华民国总统。之后袁世凯命令闭幕国民党，并掠夺国民党员的议员资历，一时广涉四百三十多人，占国会议员的多半，国会不复存在。接下来再造就政治会议，修正内阁制的《暂时约法》为总统制的《中华民国约法》。新的《中华民国约法》以集权于总统为要旨，袁世凯现实上成为我国的独裁者。这个进程前后相间，废国会、撤销政党、大变约法，已使立宪政治之所为立宪政治的内容和旨义都已不复存在。所以，就前史现实辨前史的阶段，明显是始于南京暂时政府的立宪政治历经政潮重重震动之后，作为一个史无前例的进程已至此而断。
尔后北方的安福国会，南边搬迁的国会以及助成曹锟贿选总统的国会，都是由武人豢养，并依附于武人，然后都不是共和立宪原意中的国会，实在的代议政治在这儿断掉了。
关于立宪政治来说，这是一种因外力的碾压而不得不断。同一个时刻里，政局之外的我国人看世变，引为慨叹的是，“比者国民党人已为政府所斥逐，如此大事，而全国阒如，此上可以征中心之才能，下可以窥民意之伏流。顾三年以来，国民党势如园中牵牛，缠树弥墙，滋蔓遍地，一旦芟夷，整体遂成荒象，共和政体，名存罢了。”（王栻编《严复集》第3册）而使傍观的外国人形象深入，并以为“实在值得留意的”，也是这种“击退国民党一事如同没有引起任何见得到的愤慨，甚至没有听到一声敌对”。（【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情——〈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参谋乔·尼·莫里循书信集（1912-1920）》）他们为大都我国人敌对宪政治崩溃的安静和冷酷而感到惊讶，可是这种惊讶又实在地反映了自民国元年初步的立宪政治实践上与大都我国人之间的生疏、隔膜、悠远，如同两个国际，这两个国际之间的好坏不能相及和相互无从感应。因而就共和政体应当是民主政体而言，这种政体在开裂之后，群众安静而冷酷，以两者之间反差之大，明白地昭示了立宪政治在我国的这段前史，一同是立宪政治内涵地造就了自己失利的前史。
自19世纪中叶以来，我国人对欧西的立宪政治从远看到近观，从比附到认知，从评说、向慕到效法，七十多年间，由此而成了信从，使辛亥革新之后的民国政治全无窒碍地移来了立宪政治，与之同来的，还有那一代我国人的期望和神往。可是从1912年初到1913年的夏秋之交，前后不过一年半，作为一个实践进程的立宪政治已在民初我国走到了止境。一个七十年，一个一年半，以此七十年比对一年半，其间的敌对无所贯穿，便成了详细的前史进程关于学理和愿想的讨问。
民初的立宪政治是失利的进程，但这个失利的进程并非没有留下一点前史痕迹。与立宪政治的实践进程起于七颠八倒，最终又仓促收场比较，其间随急切匆促和七颠八倒而来，又在时论、文告、政令、讲演、宣言、讲义中被四面播扬的种种派生于共和的观念，则挟其国际潮流的本性而进入彼时的社会思维，为我国人构成了一套区别政治之有道和无道的形而上。
梁启超说，“汝不见袁世凯之偷作皇帝乎？其所弄方法，固曰通过国民之投票不乐意要共和也，经国民之投票推他做皇帝也。”（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8册）这在两千年之前是天命所归，而现在袁世凯“偷作皇帝”，则以“国民之投票”为合法，前后之不同，详细演示了一个断送掉立宪政治的人物，又不能不借用附生于立宪政治的观念和方法。
梁启超
在袁世凯之后是皖系当政，徐树铮说，“自民元以来，政府为国会操作，闹得翻天覆地，曷若自个安排，几乎和编练戎行相同，我有子弟兵，则操作在我。”（庄建平主编《近代史材料文库》第2卷）所以通过一番操作，遂有了安福国会。他原意十分怨恨国会，而又不得不自造一个国会，其两端的敌对与袁世凯相同，也越不出立宪政治留下的观念。在他们之后，曹锟贿选，并花了许多钱。其时一个经手的银行司理在回想录中说，“曹锟自己为了贿选总统，花费了约350余万元”，其意中的道理在于“我竞选总统是依据约法，受各界所推，谁捧我都由他自愿，但我也不叫朋友们白效能，人要讲情分重道义。”（王毓超《北洋人士话沧桑》）曹锟以金钱作“情分”和“道义”，实践购买的是约法给予的合法性。
愈加典型的比方是，其时武人通电中的种种修辞，满是立宪政治的。齐燮元说“中华民国者，乃四万万人之公物”，孙传芳说“法令崇高，不容假借”，卢永祥说“中华民国之诞造，胎原于民意”，郭松林说“共和国家，民为主体”，冯玉祥说“夫共和国家，原以公民为之”，孙岳说“立底子之大法，树民治之先声”，吴佩孚说“以民意为从违，纳群纶于轨迹”，张作霖说“共和国家，主权在民，神器之尊，惟德能守”。他们之间相互痛骂，则又有“不遵民意，自以为是”，“于国为罪人，于民为公敌”，以及“独夫”与“旧年代之枭雄”。（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第4册）这些话阐明一个失利了的代议政治的进程，一同也留下了许多东西，并在尔后也没有消失，实践依然影响到今日许多观念。这是一个前史的敌对，也是值得咱们沉思久想的一种前史现象。
三、近代国人对代议准则的困而后知
由于时刻约束，第三个问题只能讲个大约：近代国人对代议准则的困而后知。阅历这一段前史后，在二次革新后至北伐战争前，我国人对代议准则产生许多考虑，现在无法详细打开，只能共享可供咱们考虑的三个方面：
榜首，立宪政治以公民为主体，可是公民不了解立宪，这是一个很大的敌对。晚清梁启超和孙中山都现已看到了这个敌对，所以梁启超讲“开通独裁”，孙中山讲“训政”。民国初年，梁启超将“开通独裁”转化为“保育方针”，将公民当作幼儿园的小孩子。孙中山的“训政”则讲的愈加详细，也是将公民当成小孩子，如同周公辅成王，成王便是小孩子。老百姓是主体，但这个主体不知道立宪，所以在给他们权力之前，先要练习他们。他们讲了许多东西，其实今日想想也未必有什么道理，但这些作为一个问题却一直留到现在。
第二，共和立宪是在清末构成的社会崩溃傍边完成的。晚清没有人讲我国是一盘散沙，民国却人人都讲我国人是一盘散沙，社会是在崩溃。两千年咱们构成了一个公共信条，但这个公共信条依附于皇帝。他剖析皇帝是一种方法，皇帝的实在意义，实则代表的是一种会集的权力。皇帝没有了，可以有总统。可是推翻帝制时，连同皇帝一同推翻的便是公共信条，以及保持公共信条的一种会集的权力。我国儒学中皇帝作为个别的皇帝有其缺点，所以“诤君”，可以批判与主张，有些话甚至可以讲得很刺耳。但皇帝作为一个笼统代表，就不能不忠君，“忠君”和“诤君”成为儒学的两个概念。王朝推翻今后，公共信条应该是国家。但国家是笼统的，军阀通电中人人都在代表国家。不像皇帝，皇帝是不能笼统的。与此相关联的便是从反独裁初步的推翻帝制，到这个时分初步反思独裁的合理性。由于大皇帝倒了今后，许多小皇帝比大皇帝更坏。在推翻独裁准则后，反而神往重建一种会集的权力。
第三，深入知道中西之间的不同。这个问题迄今无人留意，却实在存在。梁启超说，
盖代议制在欧洲确为一种阶层，而在我国则无或许性。盖必有贵族地主，方能立宪，以政权会集于少量贤人之手，以为交给于群众之过渡。如英国确有此种少量优异之人，先由贵族扩至中产阶层，再扩至布衣，以必有阶层始能次序下移，此少量人皆有自任心。日本亦然，以固有阶层之少量优异代表整体公民。至于我国则否则，自秦以来，久无阶层，故欲效法英、日，竟致失利，盖因社会基础彻底不同故也。（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集外文》）
章士钊说内阁政治以代议规模而言，实践上是大都独裁，若国中从来没有阶层，“不重尊卑上下之分，国中一部分人，平起而操政治之大权”，议会中占少量者就简单生他的不平之气，“议会外之爱情”特别难以操控。（《章士钊全集》）他的意思是，代议政治与立宪政治实践在有阶层的社会中更简单产生。比方英国，国王向贵族征兵要钱，后来贵族虽赞同交钱，却要求监督钱款用处。所以从监督财务初步，国内巨细业务悉数交由这个集体担任，由此构成上议院。它的构成改变了社会中的政治运转方法，到群众承受后，推行到下议院。日本可以参加到明治维新、进入代议准则的人也是少量，由于代议政治最终是一种教化政治与教育政治，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力和职责。
谢谢咱们，我讲到这儿。
讲座现场
总结
章清：感谢杨教师对这段前史的精彩解读。我想这无疑是了解近代我国政治走向甚至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我看来，其实远远不止七十年，直到初步训政、再开国会，是四十年代的工作。假如再联络后边的前史走向，这都是咱们了解近现代我国政治走向和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问题。就像我在讲座初步时所表达的一个主意，讲座中所触及的一些史实与人物，同学们或许在学习近代史时都有所触摸，而重点是怎么解读，挑选哪些案例，特别从哪些问题下手，去解读其间要害性的论题，可以协助咱们更好了解这个年代。我想，杨教师的讲演给咱们做出了很好的演示。关于包含代议制在内的西方许多问题的认知，咱们都可以从杨教师所说的“错解”与“别解”视点掌握。然后剖析认知怎么实在进入实践，又因何原因呈现问题。关于这段前史，咱们或许都会做类似于“失利的前史”或许“共和幻象”此类的点评。但重点是怎么挑选一些视点、案例与言说，去剖析当事人的认知，这是最要害的。别的杨教师讲座所引出的许多论题，在我看来也给咱们在座的诸位年青教师和同学们提示了许多研讨课题，去丰厚对这些问题的知道。
问答
孙青：想讨教杨教师一个问题，您讲的这几个阶段，比方说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到甲午战争今后，到辛亥革新前后，再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很精彩地勾勒代议准则在时人观念中的一些中心的改变。我想问一下，晚清注重代议准则的官员，或许在言辞中比较着重讲其“通上下之情”，民初时“民”的位置也抬得十分高。在您的研讨中，“民”和“下”（的意义和规模）有没有改变，在晚清“上下之情”的“下”是不是指“民”，这个概念有没有扩大过？这是我的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是西方的立宪政治有两个面向，一个是内阁和国会，还有一个便是联省自治，民初联省自治还有一个省宪。就像您方才所说，军阀兴起后谘议局式微。我想请问联省自治有没有一个很长的头绪，为什么后来就不提了呢？代议准则搞到最终如同便是内阁和国会，是一个中心政府的事，咱们不怎么讲联省方面的问题，那么联省有没有一个长的前史进程？
孙青发问
杨国强：榜首是民权在晚清甲午战争之后实践上分红两段。它起先引起朝廷承受的是“君民共治”，但这个“民权”实践上是假的，意图是富足。所以梁启超说咱们不讲民主讲民权。民主牵涉到“民作主”，民有权。但这个进程到了国会示威那几个月就大变了，变成国会至上，国会和政府敌对，整个思潮变得很明显。正是后来的思潮构成民国的这种取向。民国初宋教仁把国会位置放得这么高，人家也没提出异议，一直到这种上下之间失衡，构成严重的政治动乱今后，才初步置疑。所以联省自治在我国永远是成不了的。由于我国是讲一致的，我国人的政治观念肯定是大一统，联省自治是逼出来的。后来中心政府没有了，然后有些省还自治，湖南等都搞过一段。可是首先在其时我国，一个省的自治难以完成，要十八个省一同自治还可以。民初各方面的人最敌对国家割裂。可是后来很古怪，像初步敌对国家割裂的章太炎，后来在一段时刻内也不得已支撑过联省自治。这时国内的政治形式现已陷于中心没有政府，一时有五个政府，五个政府等于没政府。所以联省自治尽管很热烈，其间进程很杂乱，别的还有一些政客在里面搅动施行，还有武士想割据。这个进程是十分杂乱的。
戴海斌：杨教师讲到关于代议准则的困而后知的论题，我学到许多东西。最终讲到代议准则是一种教化政治，对采纳这种准则的主体要求是十分高的。胡适说民主准则是一种“幼稚园政治”，说民主可随时随地初步，民主运转无需深邃的常识程度，其实有他的语境和所指。代议制民主背面，实践上也有一个所谓的阶层与贵族制的支撑。可是一般人在了解的时分，往往搞不清楚民主和相等的边界。我想到一个问题，所谓“困而后知”，这儿讲到的是民国前期的状况。晚清已有人留意到代议制背面的非相等要素，但解读方向或许跟和杨教师是反方向的。比方章太炎有名的《代议然否论》，讲代议的时分，就特别强调他的阶层性、贵族性，而且是从批判性视点讲的，如同1908年就现已写这个文章了。杨教师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戴海斌发问
杨国强：实践上它恰恰印证了梁启超和章士钊的话。梁启超和章士钊说代议准则实践上是贵族性质的，仅仅过后看到的。章太炎早就看到了，他讲的便是代议制不相等。可是梁启超和章士钊是至民国产生这么大问题后再反思，代议准则搞不起来，实践上是我国缺少阶层，需求上层阶层可以代议，然后构成一套规则，推行下来。你说像美国本来不是每个人都有推举权的，许多都是受约束的。咱们都以为不合理，但从某一方面来看，这或许正是合理的当地。咱们现在假如要搞代议准则，凭什么有代议资历的是一批人，其他人没有代议资历，（我国）做不到的。本来是他有身份，他是贵族，他有田产，现在都没方法证明。胡适讲的“幼儿园政治”，实践上胡适有些话是大而化之。你说“幼儿园政治”是对的，可是正由于是幼儿园政治，所以孙中山要“训政”，梁启超要“保育”。你依照胡适的讲法，一个幼儿园咱们都不要管了，全都是幼儿，自己会构成一个次序。你不信赖，把5岁的小孩放一房间里去，不知闹成什么姿态。胡适便是会说这种话，他实践上对国情不太了解。胡适的前史功底不深，所以他讲的许多话是不大持正的。
讲座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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